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
(2010-03-18 15:08:48)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10日文章】题: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 (作者
宋鲁郑)
以下为联合早报网全文，与《参考消息》报上文章略有差异(参考家园网站注)
新中国六十年历史，虽然常常分为两个三十年，但双方在终极目标上有一个共性，就是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前一个三十年希望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和主观能动性，打破资本主义法权，以一种反现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现代化之路。后一个三十年则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一路走过不平凡的历程，创造出时称“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
中国的模式从被质疑到被全球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超苏（俄）、意、英、法、德和日本等称雄近、当代的强国，高居全球第二，成为影响世界的巨大存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四亿贫困人口脱贫，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无可辨别的事实，自然令人心悦诚服。目前全球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最少十年、最多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文章，预测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的将近三倍。中国的人均收入估计将达8.5万美元，比欧盟高出一倍多，远远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国从2000年的穷国变为2040年的超级富国。不过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看，这三十年真正的伟大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从过去仅仅是上层的变迁转为整个社会的演变：中国不再是一个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纵向和横向流动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并几乎同时和世界进入信息社会。
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BBC在27国2.9万人所做的调查表明，仅有11% 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而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这个时候，中国的成功自然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更何况，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却在危机中出人意料的再夺三项桂冠：汽车销售量超越汽车王国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出口贸易额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总量力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这种顺势也飞扬，逆势也飞扬的非凡表现，着实匪夷所思，堪称奇迹中的奇迹。
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是百家争鸣，呈一时之盛。从国民性的角度认为，中国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积累和提供了巨大资本。从全球化的角度又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中美在七十年代的关系改善，导致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和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从比较经济的角度讲，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研究者更细致于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如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的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相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
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高达500亿美元（近3500亿人民币）、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当然，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台北和台中，各县市都巨额亏损，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责中国是党政一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执政党不受制约，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出台的许多法律都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的。既然是党政一体，对“政”的制约难道就不是对“党”的制约吗？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五百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五百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一百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但从去年起，每人要交纳三十至七十五欧元不等的费用。但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随着中国一步步的成功，制度性原因也越来越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焦点。2009年年底，圣诞节前夜，法国时事周刊《视点》以八十页的规模推出中国特刊，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西方价值观说教，完全从客观的角度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于中国的成功，则通过对汉学家Cyrille
J.D JAVARY先生的采访，做如是说：“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科举制度，选拔了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为国家选备人才。今日中国，要加入共产党并不容易，候选者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对“共产党”一词的理解也颇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给所有人的”，“产”字，表示“产能，或者‘生产方式’”，“党”字，代表“政党”。在
1921年创立共产党的时候，就将它定义为：“为全民谋求共同生产方式”的政党。今天，我们甚至也可以理解为，“领导中国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政党。
此外，2010年1月29号《纽约时报》文章发表卡特琳·本霍尔德的文章《随着中国崛起，与西方经济冲突也在增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中国缺乏‘民主’是一个优势，让它可以做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说：‘民主政体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它每天都要面临公众的压力，每隔一段时间要爱接受民意调查的检验。中国很幸运，可以作出长期的战略决策，然后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什么是 “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比如计划生育。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几次推动计划生育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百姓会用选票把这样负责任的政党选下来。
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为其脱离了威权主义的统治，相反，而是由于这种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
不管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从什么意识形态出发，都认识到了中国的一党制才是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民族和文化的不同，有些看法仍然是隔靴搔痒。至少在我看来，中国一党制的成功，还在于做到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
其实不管什么制度形式，从政治本身上来讲就两种。一是政治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二是政治处于非独立状态。无论东西方，政治都是长期居有独立性地位的。西方政治失去独立地位的原因一是资本崛起，一是普选的产生。前者令政治受制于财团，后者受制于选民大众。
虽然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政治这一行业也不例外。但在民主制度中，由于必须有选举，而选举上受财团的影响，下受大众的制约，从而导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独立性。其后果就是社会的完全福利化（大众的需求）和经济危机化（财团疯狂追求利润必然的后果），然后经济危机和福利制度又相辅相呈，共同扼杀民主政治的生机。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西方是三权分立和制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
清朝的覆灭、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没有改变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资本力量开始崛起，其影响力日增。但仍受政治权力的最终制约。
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不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左右，才能充当中立的决策者和裁判者，也才能制订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而不是进行短期的财富分配。如果中国采取西方的制度，2万多亿外汇储备将很快被各政党竞相许诺、挥霍一空。当然中国的的一党制也与其它国家的一党制有所不同。这既有民族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也有历史上，中共本身就是源自工农的政党。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最终会形成什么模式，现在很难下定论。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
以下为联合早报网全文，与《参考消息》报上文章略有差异(参考家园网站注)
新中国六十年历史，虽然常常分为两个三十年，但双方在终极目标上有一个共性，就是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前一个三十年希望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和主观能动性，打破资本主义法权，以一种反现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现代化之路。后一个三十年则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一路走过不平凡的历程，创造出时称“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
中国的模式从被质疑到被全球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超苏（俄）、意、英、法、德和日本等称雄近、当代的强国，高居全球第二，成为影响世界的巨大存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四亿贫困人口脱贫，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无可辨别的事实，自然令人心悦诚服。目前全球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最少十年、最多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文章，预测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的将近三倍。中国的人均收入估计将达8.5万美元，比欧盟高出一倍多，远远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国从2000年的穷国变为2040年的超级富国。不过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看，这三十年真正的伟大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从过去仅仅是上层的变迁转为整个社会的演变：中国不再是一个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纵向和横向流动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并几乎同时和世界进入信息社会。
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BBC在27国2.9万人所做的调查表明，仅有11% 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而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这个时候，中国的成功自然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更何况，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却在危机中出人意料的再夺三项桂冠：汽车销售量超越汽车王国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出口贸易额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总量力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这种顺势也飞扬，逆势也飞扬的非凡表现，着实匪夷所思，堪称奇迹中的奇迹。
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是百家争鸣，呈一时之盛。从国民性的角度认为，中国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积累和提供了巨大资本。从全球化的角度又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中美在七十年代的关系改善，导致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和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从比较经济的角度讲，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研究者更细致于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如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的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高达500亿美元（近3500亿人民币）、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当然，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台北和台中，各县市都巨额亏损，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责中国是党政一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执政党不受制约，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出台的许多法律都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的。既然是党政一体，对“政”的制约难道就不是对“党”的制约吗？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五百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五百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一百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但从去年起，每人要交纳三十至七十五欧元不等的费用。但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此外，2010年1月29号《纽约时报》文章发表卡特琳·本霍尔德的文章《随着中国崛起，与西方经济冲突也在增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中国缺乏‘民主’是一个优势，让它可以做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说：‘民主政体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它每天都要面临公众的压力，每隔一段时间要爱接受民意调查的检验。中国很幸运，可以作出长期的战略决策，然后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什么是 “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比如计划生育。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几次推动计划生育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百姓会用选票把这样负责任的政党选下来。
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为其脱离了威权主义的统治，相反，而是由于这种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
不管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从什么意识形态出发，都认识到了中国的一党制才是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民族和文化的不同，有些看法仍然是隔靴搔痒。至少在我看来，中国一党制的成功，还在于做到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
其实不管什么制度形式，从政治本身上来讲就两种。一是政治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二是政治处于非独立状态。无论东西方，政治都是长期居有独立性地位的。西方政治失去独立地位的原因一是资本崛起，一是普选的产生。前者令政治受制于财团，后者受制于选民大众。
虽然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政治这一行业也不例外。但在民主制度中，由于必须有选举，而选举上受财团的影响，下受大众的制约，从而导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独立性。其后果就是社会的完全福利化（大众的需求）和经济危机化（财团疯狂追求利润必然的后果），然后经济危机和福利制度又相辅相呈，共同扼杀民主政治的生机。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西方是三权分立和制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
清朝的覆灭、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没有改变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资本力量开始崛起，其影响力日增。但仍受政治权力的最终制约。
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不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左右，才能充当中立的决策者和裁判者，也才能制订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而不是进行短期的财富分配。如果中国采取西方的制度，2万多亿外汇储备将很快被各政党竞相许诺、挥霍一空。当然中国的的一党制也与其它国家的一党制有所不同。这既有民族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也有历史上，中共本身就是源自工农的政党。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最终会形成什么模式，现在很难下定论。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