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先生:还是休言“民主不适合中国”为好(一)

  咱博联社的博友宋鲁郑先生在自我介绍中以否定的方式公开阐明自己肯定的价值追求:“关于国情,戏言西方有两样好东西不适合中国:一是足球,二是民主。最担心中国民主足球化。”——宋先生不追求民主,追求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信奉麦凯恩国家至上的观点”。前后联系起来,宋先生的价值追求就很明显了。(关于“国家至上”,已与宋先生探讨过了,暂搁一边)。

  但笔者还是以为,宋先生休言“民主不适合中国”为好。按宋先生的一贯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北京模式”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模式(相对而言),因为中国崛起了,发展了,令世界刮目相看了。那么,宋先生自然不会否认中国共产党在他所赞扬的这一模式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自然也不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

         一、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诉求,宋先生还是休言“民主不适合中国”为好

  宋先生说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这和《求是》杂志《三权分立不可能是普世的》及某些“学者”的说法是一样的——其实他们反对的仅仅是他们最头痛的“三权分立”。那么就反三权分立得了,何必连民主一起说成是“西方价值体系”?“三权”是否分列只是民主的形式选择而已,但因此而将民主一概反了,不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这是给自己挖了个陷坑,使自己掉下去而不能自圆其说。何必遮遮掩掩,就直说“民主是需要的,但是中国的民主必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然后定义它、论证它使此论成立,反而不会显得逻辑上的混乱。(笔者拙文《“普世价值”是无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国内多家媒体转载,至今尚未见有分量的针对性强的批驳文章)

  值得声明的是,宋先生在他的自我介绍中对民主倒是并没有定义为“三权分列”的自定属性,而是直言“西方的民主”。

  其实,民主反不得,中共、数千万为此流血牺牲的先烈和人民不会答应。因为它是自“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价值追求,岂可随便否定?只有现在某些“学者”出于某种目的提出了所谓“西方民主”、“西方价值体系”问题,中共的正式文件中好像从没有这样提过,因为他们还是没有忘记曾经的呼号、奋斗和宣示、承诺。不信请看——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机关报。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指出:真理不分国界,民主适宜一切国家。文章说:“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
  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纪念杰斐逊先生》的社论,文中明确阐述:“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题目就是《民主颂——献给美国独立日》,开篇第一段就是:“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呵呵,看来中共对“西方民主”早已“情有独钟”啊。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应对黄炎培以“历史兴亡周期率”问题问询解决之道时,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大概宋鲁郑先生不会认为这是毛泽东先生搞“阳谋”吧?——宋先生,岂能随便说“民主不适合中国”?如果您要坚持您的观点,可能首先要分析、批判一下以上中共和毛泽东的理论观点。
  《新华日报》对于民主、自由、人权肯定和追求的论述是一系列的,是有系统性的,不想在此一一列举,可以进图书馆查看。我们能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几十年浴血奋战追求的就是不适合中国的东西、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吗?当年可以对美国的科学与民主赞美有加,而今天就要“谈‘西’色变”?这是什么逻辑?

  笔者不想在“西方、东方”上做文章,因为这是不值得的。如果说民主是西方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原来也是“在欧洲上空徘徊的幽灵”,汽车、火车、飞机也是西方的,电影电视录音机、电话手机也是西方的,包括宋先生照片上的着装“西服加领带”也是西方的……这些统统都适合中国,唯独“民主”不适合中国,岂非咄咄怪事?中国政府和人民所认同的反腐倡廉、反恐、诚信、善良、伸张正义、忠贞爱情、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可以是普世价值,唯有民主就不是普世价值,岂非咄咄怪事?请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大多数百姓会说“我们就喜欢被独裁专制统治,我们就喜欢做不要人权、不要自由的奴仆”?马丁·路德·金的追求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值一提的“不适合中国”的西方民主?

  不论东方西方,不论承认不承认,普世价值或曰普遍价值总是客观存在着的——这里的“普世”是指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和国家,不能说因为有少数国家和地区还有一夫多妻制存在,有少数人热衷于专制独裁统治,于是就没有普世价值可言了——诚如是,世界上就不会有“WTO”以及一系列国际公约(国际公约者,各国共同认可共同遵守之准则也);诚如是,胡锦涛就不会代表中国政府承诺“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温家宝总理也不会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其实,就像“西服加领带”从西方走向世界,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孔子学院、《三十六计》从东方走向世界一样——物质、精神两方面客观形成的普世价值已是客观存在,无可否认。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现象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步,如丘吉尔所言的“冷战铁幕”的冰释、意识形态壁垒的消解,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这些都是滚滚向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没有这样的进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早就发生了。所以,不必动辄言西方、东方之壁垒,还是探讨事物的真理性为好。

  从宋先生一直看好的“中国模式”掌门人之中共的一贯诉求来说,从滚滚向前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来看,宋先生最好还是休言“民主不适合中国”,因为仅从中共追求民主与解放的革命史实和理论层面的阐述来讲此论实难立稳。